□王志达 李忠芝
1956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北京德胜门外的冰窖口胡同迤东地区发现了一方唐代墓志。这方长95厘米、宽46厘米的方形墓志，镌刻着“唐蓟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张府君墓志”的庄严题额。
尤为珍贵的是，志石除记录墓主人张建章生平家世外，还详细记录了他出使渤海国的非凡经历和撰写《渤海记》的真实故事。这段跨越千年的文字，为我们揭开了一位唐代使臣的传奇人生，也为研究唐代东北边疆历史提供了重要物证。
朱衣奉行：书楼主人接过出使节杖
唐太和六年（832年），幽州城（今北京市）秋意渐浓，渤海国王大彝震派遣司宾卿贺守谦前来大唐报聘。
司宾卿，即渤海国负责接待宾客及处理凶礼事务的官员。贺守谦身着具有渤海特色的服饰，携带着拜帖和珍贵的礼品，以诚挚的言辞表达了渤海国对唐朝文化的仰慕，以及期望深化双方交流与合作的愿望。
展开剩余83%欢迎宴会圆满结束后，唐王朝开始考虑回访渤海国的合适人选。此人既要有深厚学识，又能不畏远途艰辛。这时，有人推荐了张建章。
张建章墓志记载：“府选报复（回访），议会主（张建章）假瀛洲司马朱衣使行。”那为何张建章会被推荐呢？
张建章，字会主，定州北平人。他天资聪颖，志向远大，张建章墓志记载：“丹霄有志、年十六、云水兴高，风月吟苦。”他对历史遗迹怀有浓厚兴趣，虽未中进士，但学识渊博，《册府元龟》载：“尤好经史，聚书至万卷，所居有书楼。”
有一次，张建章发现了一座布满文字的石碑，走近细看，原来是唐太宗亲征高句丽的纪事碑。然而，碑文一半浸在水中，一半露出水面，完整地阅读碑文并非易事。
张建章机智地用布帛包裹麦屑制成拓包，将露出水面的文字拓印下来。对于水中的部分，他则用手触摸着读出，凭借对文字的熟悉和记忆，准确无误地复述了水下文字。两部分文字完美结合，石碑全文得以流畅阅读。
张建章的这一行为让幽州城的居民惊叹不已。从此，他的名声更加显赫。
接受出使渤海国的任务后，张建章深知此行意义重大，不仅关系到幽州与渤海国的友好关系，更关乎大唐的国威。
因此，他开始广泛搜集关于渤海国的资料，向曾经访问过渤海国的商人和使者请教当地的风俗人情、政治制度和外交礼仪等，同时精心筹备出使礼品，除了丝绸、上等茶叶、精美瓷器等唐朝特产外，还准备了丰富的儒家经典、诗词文集等书籍，期望借此机会传播大唐文化。
踏波向东：驶向忽汗州的文化方舟
唐太和七年（833年，渤海大彝震咸和三年）秋，28岁的张建章，风华正茂，气宇轩昂，从幽州（今北京）出发，陆行至河南道登州（今山东蓬莱），随后换乘船只，沿着鸭绿朝贡道继续进发。
唐太和八年（834年）秋，张建章一行抵达了忽汗州，即渤海国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宁安市）。
张建章墓志记载：“癸丑秋，方舟而动，海涛万里。明年秋杪，达忽汗州，州即挹娄故地。”
当他们的船只靠岸时，渤海国的官员早已等候多时。
渤海国王大彝震为迎接张建章举办了盛大的宴会。宴会上，音乐欢快，渤海国的舞者们身着华丽的服饰，翩翩起舞。渤海国的文士们纷纷赋诗，表达对唐朝使者的欢迎之情。
大彝震举杯向张建章表达了对唐朝的敬意和对此次交流的期待。张建章也回敬了大彝震，转达了唐朝对渤海国的友好问候，并呈上了礼物。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张建章受到了渤海国的热情款待。
张建章在上京期间广泛结交，与渤海文士们酬答交流的诗稿和来往的书信，竟装满了他的行囊。“凡所笺、启、赋、诗，盈溢缃帙。”可见当时渤海国通晓汉文化的人数之多。
唐朝是一个诗歌繁荣的时代，诗歌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成为人们表达情感、交流思想的重要方式。
不仅张建章与渤海国文人以诗会友，唐代著名诗人温庭筠在送别渤海国王子时，也留下了诗作：“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这不仅是一首对渤海国王子素养的赞美诗，也是渤海国与唐朝文化相通的生动体现。
《渤海记》：一部失传的史书
唐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即渤海大彝震咸和五年），张建章圆满完成了出使任务，携带着渤海国的友谊返回唐朝。
临别之际，大彝震赠予他“丰货宝器、名马、文革”等珍贵礼物。
在渤海国逗留期间，张建章不仅与当地官员文士进行了广泛交流，还深入探访了渤海国的城郭、宫殿、学府、市场等地方。
在城市，他目睹了城郭的雄伟俨然，街道的井然有序，这些建筑风格巧妙融合了靺鞨族特色与中原文化元素；在宫殿中，他欣赏到了精美的壁画和雕刻，感受到了渤海国皇室的威严；在学府里，他与渤海国的学者们交流学问，发现他们对唐朝的儒家经典、诗词歌赋有着深入的研究；在市场上，他看到了琳琅满目的商品，既有本地特产如人参、貂皮等，也有从唐朝运来的丝绸、茶叶、瓷器等。
张建章将自己在渤海国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记录下来，撰写了《渤海记》一书。张建章墓志记载：“著《渤海记》，备尽岛夷风俗、宫殿、官品、当代传之。”
这本书是我国古代关于渤海国的第一部著作，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书中详细记载了渤海国诸王的谥号、年号、官制、地理、交通、物产、风俗等情况，成为研究渤海国的珍贵史料。
尽管《渤海记》已失传，但宋朝欧阳修编纂的《新唐书》大量引用了该书内容，为后世留下了关于渤海国的宝贵资料。
正朔所系：“贺正”制度下的中华认同
张建章出使渤海国的使命，是在唐代“贺正”制度的背景下展开的。
“贺正”制度是指古代官员或羁縻府州朝贡成员在新年正旦时，依照特定的仪式向君主表达朝贺，以示对新一年的美好祝愿和对君主的敬意。与此同时，中央王朝也会派遣使者进行回访。在唐代，边疆羁縻府州参与中央王朝的贺正活动，象征着政治上的归属和臣服。
唐宝应元年（762年），唐代宗颁布诏令，将渤海提升为国，并正式称之为渤海国，大钦茂被册封为渤海国王。
大钦茂大力推行文治，仿效唐朝的典章制度，设立三省六部，在地方设立五京及府、州、县的建制，贺正制度便是在这一时期确立的。
贺正使是渤海国派遣至唐朝进行“贺正”活动的重要使者。这些使者跨越山海，以智慧和勇气搭建起民族交往的桥梁。在渤海国王大彝震统治时期（830—857年），渤海国与唐王朝的往来达到了新的高度。
大彝震仰慕唐朝文化，多次派遣贺正使前往唐朝。《旧唐书·渤海靺鞨传》载：“六年，遣王子大明俊等来朝。七年正月，遣同中书右平章事高宝英来谢册命，仍遣学生三人，随宝英请赴上都学问。先遣学生三人，事业稍成，请归本国，许之。二月，王子大先晟等六人来朝。开成后，亦修职贡不绝。”
渤海国与唐朝之间的使者往来，是唐代羁縻统治体系下边疆与中原密切互动的典型例证。
渤海国存续229年，作为唐朝的藩属国，接受唐朝的册封与管理。据记载，渤海国遣使唐朝约140次，唐朝遣使渤海国11次。
在唐朝文化的熏陶下，渤海国在政治制度、教育体系、建筑文艺等方面都高度中原化，成为“海东盛国”，展现出与中原文化的深度交融。
张建章出使渤海国的故事，虽已过去一千多年，但它所蕴含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依然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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